摘要：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本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原先的治理方式日趋式微。 ...
摘要：目前关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理论上的应然讨论。
至今30年过去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成效显著。法治文化建设与全民素质相关。
行为方式的面向以大众为主，物质承载则相对容易建设和看到效果，所以，我们对法治文化的关注重点是制度和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要体现时代性，这是一个纵向的维度。这样的国家制度同家族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到204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中国社会的发达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等，都与现代法治能否在中国生根密切相关，而且至今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当时，起着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社会注入了革新之风，深化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为引入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提供了条件，也为引入西方法律学说和制度提供了基础。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所谓守法，就是遵守、服从法律，按照法律规范指引的方式行事。
二、法律强制性差异表现和性质 从理论上说，法律强制性的差异是指，由于不同原因，在同一个法律体系内，不同法律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36)奥斯丁认为，法律即命令，而命令的含义在于，命令一方在自己的要求没有被服从的情形下，可以对另外一方施加不利的后果。由于不同种类法律责任的存在，不同种类法律责任所连带的法律强制性也有所不同，但是法律强制性尽管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还不足以否定法律强制性本身。其次，已经生效的司法判决不能得到执行也不利于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法律的实施。
这个关键因素就是部分官员(也包括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人们的相关认识)习惯将法律政策化，将其对政策的认识平移至法律世界，结果就是法律即政策(38)，而政策皆有例外的习惯认识更使得部分官员在认识法律强制性的同时，心照不宣地附加例外条款，他们往往以特定时期某地区、某部门的工作大局需要为理由，强调自己所面对的特殊问题，要求一种例外待遇，从而严重妨碍法律强制性的统一。政策始终是一个真正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
从司法审判方面看，尽管司法审判一直强调同案同判，但在现实生活中，同类案件不同判决结果的现象也经常出现。三、余论 法律强制性问题是法理学界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6)参见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我国学者大都承认法律具有强制性，同时还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种强制性的根本性质就是国家意志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以整个国家力量为后盾的制裁，任何个体，甚至群体都不能也无力抗拒。(12)奥斯丁认为，这类并非命令的法律包括如下形式，解释性质的法、废除或撤销现存的由人制定的法的那部分法以及没有要求他人必须服从的那部分法等等。
法律强制性不是孤立的，它是国家强制性的体现。第三，授权性规范的强制性有自己的特点，它或它们不是强制行为人的行为自由，而是强制义务一方所承担义务的强制性。
在一部法律中，如果个别法律规范应该具有而没有法律强制性，那么，这部法律将会出现空白之处，从而极大影响人们对于这部法律的认识和评价。(18)进一步说，法律的强制性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直接的强制性，就是法律规范自身规定的制裁，即在法律规范中有明确规定，一旦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违反者就会受到制裁。
换一个角度，如果说法律强制性是普遍性问题，那么法律强制性的差异则是属于普遍性中的特殊性问题。面对团体的内部规则，其成员最多以脱离该团体为代价即可免受处罚。参见张强：《论分析法学强制观念的变迁》，载《北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110页。⑤[英]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页。政策的指导作用主要依靠各级官员的亲力亲为，各级官员通过多种奖励和惩罚措施，可以有力地推动政策的落实。法律必须得到服从，一旦不服从法律，违反者就会面临来自法律的不利后果。
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肯定会赋予法律以特定的职能和目的，而无论是法律的职能还是立法目的，都只有在法律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前提下才能实现。这些具有不同判决结果的同类案件，只要经过依法公开审理，就能获得司法机关和人们的认可，也得到了执行。
总之，我们应该从一个全面而不是局部地、全过程地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即从授权性规范的产生到权利实现的全过程)的角度来认识法律权利，从而清楚地把握法律强制性的含义。(29)[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因此，没有道德意义的义务，也就不是义务。⑤此外，拉兹还进一步提到了法律强制性背后的国家因素，即国家强力。
奥斯丁强调法律的强制性。人们甚至可以说，未经适用的法律规范就好像一个算数等式中有待填充的括号，只有当括号中填好了内容之后，这个等式才能成立。(13)具体说来，奥斯丁认为，法律的强制性实际上指一种约束(14)，一种命令，而一旦不服从法律规定，就会对不服从者施加不利的后果。这里我们做一个最一般意义上的梳理。
凯尔森认为，所谓的强制是指违背当事人的意志而剥夺他或她的所有物。在同一部法律中，不同法律规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甚至存在着没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公开审理之后的判决必须得到执行，任何不执行司法判决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权威的挑战，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不仅如此，哈特奠定的这种认识框架对于我国法律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授权性规范对于行使自己权利的人们来说，不具有强制性。第二，有些法律不是命令人们做什么，而是为人们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在英美国家，一般说来，与关于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相比，针对公司或法人的法律规范之强制性就弱一些。从理论上看，所谓好市民的存在，证明了遵守法律并不完全都是出于担心受到法律制裁或惩罚，证明了遵守法律有不同的动机。参见张强：《分析法学强制观念的变迁》，载《北大法律评论》2017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5-110页。与之相关，法律强制性的后果是可以预期的，而政策强制性的后果则有时不可预期。
法律强制性或强迫性，是违反行为人个人意愿的。一种是合法的，是法律所允许的差异，同时它也是一种经过人为组织的差异，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法律强制性而组织的差异。
[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按照我国法理学界的解释，根据法律的具体位阶，法律的强制性在时空范围上是不同的。
但是，法律并不仅仅限于说理，若说理之后或说理同时还有不服从行为，那么，法律的强迫性或强制性就出现了，法律就会通过惩罚或制裁来强迫人们服从。由于所有物是违背他本人意志而被剥夺的，所以这种制裁就具有一种强制措施的性质。
